[93]而又由于执行者对政策的认同、对政策执行行为的投入、创新精神、对工作的负责、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是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重要条件所在。
第四，作为植物或人体器官的"移植"意含移植之物或者成活，或者死亡。国家政治权力由此不仅摆脱了宗教的神灵基础，而且也开始脱离道德和文化的影响，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和无比强大的力量。
对于处在全球化阶段的社会，我们可适用经济、政治和人类共同价值范式。在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是第三派观点。国际人权文件除了规定一般权利和自由，其中《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二款还规定了七种不得克减的基本权利：生命权、免受酷刑和不人道待遇权、免受奴役权、人格权、不因债务而受监禁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以及不受溯及既往的法律惩罚之权。这种新商人法有别于国家法和国际法，是一种"自我合法化"的法律，它不依赖国家或国际的法律和传统的法院，是一种"自我繁衍"和"自我发展"的"自创生"法律制度。他所说的政治，包括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在形成和保持法律制度方面有组织的利益集团"。
本文主张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适用不同的法律移植理论范式。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商人法相继被统一到国家的法律体系之中，成为国家法律的组成部分。[57]因此，对公共政策实施方式以及过程的评估，是及时监控并有效化解公共政策司法风险的一个重要单元。
官司不管输赢，都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绝不应该恶语伤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政策执行者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敢于冲破旧政策某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审时度势，积极主动灵活创新地解决实际问题，以摆脱因政策失效而造成的困境。一旦他们感受到来自当事人的话语力量，法官/法院就会积极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话语资源竞争之中，以确保其能够占据话语解释权，进而使得裁判能够以力服人的同时也以理服人。实践中最为典型的是关于交强险政策的司法适用问题。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公共政策是一种社会性的公共资源。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金城公司只能要求润博公司承担保修责任。
也就是说，以可接受性为导向的、公共政策司法论证过程中的以理说服，其对象不再是自己，而是其他主体。[4]参见顾培东：《当代中国司法生态及其改善》，《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三）对公共政策施行后果的评估 一般来说，对公共政策施行后果的评估，主要是考察公共政策司法所产生的有形或无形的、预期或非预期的、司法化与非司法化的政策输出情况，包括公共政策进入司法是否造成纠纷的处理向公共政策目标预期的方向改变？这种改变的程度如何？是否带来更大的、回应性的社会福利？等。[45]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当然也正是在此之中，司法既从整体上完成了其自身的内、外部公共化改造，[7]也在内、外部双重关系结构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在一个立体且复合的社会意义延长线上实现了公共治理的功能。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法院的司法判决不仅是单纯的法律责任的判断，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可能造成一系列社会影响的司法决策。我国合同法关于租赁合同的强制性规定变成一纸空文，本案两份租赁合同均超过二十年租赁期限的规定。[7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法发〔2012〕7号。
[24] 当事人之间所发生的、就公共政策的话语解释权所进行的争夺，其对话的对象不仅在于双方彼此，也会包括法官/法院。因为依民事裁判规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律解释、司法解释、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为裁判规范，行政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为说理规范。
[68]Hanns Hohmann，Logical and Rhetoric in Legal Argumentation：Some Medieval Perspectives，Argumentation，Vol.12，1988，pp.39-55. [69]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54]这其实意味着，进行一致性审查、确保公共政策适用的统一性，是法院的一项重要的法治义务。
[2]袁明圣：《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定位与适用》，《法律科学》2005年第1期。这是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无论是作为司法论证的资源，还是作为一种司法论证方法，公共政策在参与司法论证的过程中，要始终遵循司法论证的原则，符合司法论证的基本规则。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法官的任务都是将具体的法律规范适用到个案之中，而三段论推理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最有效的途径。[71]汪庆华：《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考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比如在（2016）京02民终5173号，法院认为：原审法院的裁判结果旨在实现切实保证购房者合法权益、保证广大业主的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全、减少当事人讼累等社会效果，但社会效果必须以法律效果为基础。
[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121页 [40]参见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131页。因为任何司法决定的过程，都不仅只是一个采纳由严谨分析问题而得出最适宜结论的过程，而更是一个诉诸合法化的过程。
[93][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1页。[36]换言之，当公共政策的法源地位日益突出或者司法程序越来越紧密地服务于国家政策实施方面的目标时，便会使得原本并不互相排斥的诉讼程序无法相对纯粹的保留着它的传统形式，只是其获得应用的频率越来越小，或者其在司法过程中得到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小。
[92]经由地方转化国家政策而来的这些政策，又会因地方法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义务结构，进入到地方法院的司法裁判之中，从而在地方法院公共政策司法中，出现两组偏差性结构：国家政策VS.地方政策和最高法院VS.地方法院。[8]换言之，当法庭不能只追求法律效果，也应该综合考虑社会效果[9]时，司法裁判就既要合法，也要合理，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实现情理与国法的协调统一。
[42]换言之，由于法院对于公共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会刺激人们转向替代性的行为方式，激发人类意识中的竞争冲动，刺激人们在发现自我的过程中寻求替代性的实现途径。[56]方乐：《转型中国司法知识的理论与诠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139页。[14]参见（2013）梧刑一终字第57号、（2015）松刑终字第62号、（2014）正民二初字第00004号、（2010）杭下商初字第219号、（2015）渝高法民申字第00407号、（2016）渝民申48号等。这既公共政策司法的优势，也是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优势。
例如，抗辩式审判可能会逐渐被其他的司法处理方式所取代。[78] 2．正确运用法律解释方法 公共政策意涵及其所指的开放性，意味着在司法裁判的实践中，要通过妥恰的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来对其进行必要的意义说明，进而展现公共政策真意的同时，规避公共政策不当施行所带来的风险。
因此，要完善公共政策司法化的机制，从主体的类型来看，不仅要完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活动，还要完善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规范制定行为。[69] 2．司法裁判结果的综合评判 尽管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各自的衡量标准其实是多元化、开放性的，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仍然是公共政策司法适用结果综合评判的重要标准。
[77]与此同时，我们既要准确的判决当下中国社会的纠纷及其发展趋势，也要准确的判断中国社会生活的未来发展方向。因此，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
[21]又比如，当事人还会在公共政策的使用上采取各种方法，以增强其诉求的正当性与合法性。1．司法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 尽管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可以看成是衡量公共政策司法结果可接受性实现的一个指标，但司法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并不仅限于此。那么这种对于纠纷中的利益所进行的分配与再分配，显然必须遵循利益衡量方法论的基本规则。更重要的是，在公共政策司法的过程中，大前提与小前提之间，必须要符合（P→Q）这一存在命题的正确性要求。
为此，法院就很有可能会面对一些没有可识别政策寓意的、政府干预因此在其中缺乏牢固基础的案件。当公共政策频繁进入司法或者司法日益频繁地被要求回应公共政策的需要时，那么司法决策的正当性便主要取决于它们所获致的正确结果。
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公共政策司法意味着法院系统试图管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并随时准备干预几乎所有类型的纠纷。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在同一案件中，公共政策适用的标准要统一。
因为公共政策出场的正当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所注重的是社会公共职能、关注的是社会公共秩序、增进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呵护的是社会公共价值、提升的是社会公共福祉，为此，以公共性标准对进入司法的公共政策进行审查，实际上是确保公共政策的司法适用能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序良俗等的要求。[94]陈振明主编：《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8页。
